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汉服面料集锦

让特曦

绢地“长寿绣”——犹如彩画的刺绣艺术珍品

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
    刺绣是在已织好的丝织物（主要是绢）上，以细针添附各色丝线，犹如画师的彩笔，绣出绘画一般细致而流利的花纹。湖南地区湘绣是我国四大名绣之一，有着悠久的历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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绢地茱萸纹绣

西汉（公元前206-公元25年）
     长34厘米 宽35厘米
     1972年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

     用朱红、土黄、深土黄色丝线，在绢上绣茱萸花。茱萸是一种茴香科植物，古人认为佩带茱萸，可以辟邪去灾。茱萸纹也就成了中国古代一种寓意吉祥的图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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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复 2# 让特曦 黄棕绢地“乘云绣”


西汉（公元前206-公元25年）
     长42厘米 宽38厘米
     1972年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

     用朱红、棕红、橄榄绿等色丝线，采用锁绣法，在黄棕绢地上绣出飞卷的流云，云气中隐约可见露头的凤鸟，寓意凤鸟乘云。 “遣策”称之为“乘云绣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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绒圈锦
西汉（公元前206—公元25年）
     残长40厘米 宽30厘米
     1972年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

     绒圈锦，或称起绒锦、起毛锦，是三枚经线提花并起绒圈的经四重组织。这种锦花型层次分明，圈大小交替，纹样具立体效果，因而外观甚为华丽。其组织结构十分复杂，织造工艺高超，它是这批汉代丝织物中的一项重要发现。

     绒圈锦是采用提花装置和双经轴机构的织机，利用“假织纬”起绒工艺，在锦面上形成丰满美丽的大小几何纹绒圈的一种丝织品，它代表了汉代织锦工艺的创新与发展，突出地反映了汉初的缫纺技术。绒圈锦的绒经由四根一组的变化重经组织组成，相当于底经的五倍，使用了双经轴和提花装置，并科学地利用起绒纬工艺，使织锦起到了“锦上添花”的立体效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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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复 4# 让特曦 几何纹绒圈锦——考古发现最早的起绒织物

西汉（公元前206—公元25年）早期         长60厘米、宽34厘米
         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
         锦字由金与帛两字组成，表明了最初人们对锦的理解和解释：“锦，金也，作之用功重，其价如金，故唯尊者得服之。”由此可知锦之高贵。因而，成语“锦绣山河”以锦和刺绣来形容祖国山河之美好。
         锦是多彩提花丝织物的泛称。它是用两种以上的彩色丝线提花织造的多彩织物，既利用经纬组织的变化，又利用经纬色彩的变化，显现花纹。这在纺织史上是一个重大突破。
         几何纹绒圈锦（或称起绒锦、起毛锦）是三枚经线提花并起绒圈的经四重组织。其几何形图案的组合花型层次分明，绒圈大小交替，因而外观甚为华丽。大小绒圈在织物表面形成浮雕状凸起花纹具有立体效果。花纹主要以矩形、几何小点、角形、折曲形等18种单元花纹散布而成。这种多重经提花织物，分地经和起绒经，起绒经比地经约粗3倍。织造时利用织入起绒竿使起绒经屈曲于织物表面，织后将起绒竿抽去，就显出浮雕状的立体效果。
         东汉王逸在《机妇赋》中曾详细描述了提花织造的过程。按赋中描写，织花时，需有2-3人协作，挽花工坐在花楼上，按设计好的纹样挽花提综，机台上的织工则专门织纬。《西京杂记》记载，汉昭帝时，河北巨鹿陈宝光的妻子创造了织绫机，使用120蹑（古代织机上的踏板），60天才织成一匹花绫，其复杂程度由此可见一斑。绒圈锦的织造，比花绫的织造更加复杂，需要有更加精湛的技艺。
         如果用刀将绒圈锦的环圈割开，绒经线散开，就相当于提花丝绒，所以说绒圈锦是后世绒织物如天鹅绒等的前身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绒圈锦，是迄今考古发现中最早的起绒织物。一号墓出土的衣服中，有直裾（jū）素纱褝衣、绛（jiàng ）紫绢地“长寿绣”面绵袍等以几何纹绒圈锦为缘边。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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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金银色火焰纹印花纱——首次发现的三版套印丝织品

西汉（公元前206—公元25年）早期

         长64厘米、幅宽48厘米

         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

         纱为轻薄透明而外观有明显方孔的平纹组织丝织物。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两幅单幅的金银色火焰纹印花纱，又名为泥金银色火焰纹印花纱。因金、银均可研碎成极细小的粉末，调胶后呈泥状，称为泥金、泥银，其图案由均匀细密的曲线和一些小圆点组成，曲线为银灰色和银白色，小圆点为金色或朱红色。图案的外廓略作菱形，每个单位长6.1厘米，宽3.7厘米，错综连续排列，通幅共有图案13个单位。图案线条分布细密，间隔不足1毫米；无渍版胀线情形；交叉连接较多，无断纹现象。根据这些特点，经过模拟实验证实，其纹饰是用雕刻凸版套印的。用长宽各2.8厘米的“个”形纹、4.3×3.5厘米的多条曲线组成的花纹以及3.5×2.8厘米的圆点纹戳印，分三步套印而成。第一步用“个”字形纹戳印成银白色的长六角形网眼、即所谓“龟背骨架”；第二步，在网眼内套印银灰色曲线组成的花纹；第三步，套印金色或朱红色的圆点纹。按这种纱的幅宽推算，每米大约印有图案单位430个，每个单位套印三版，即达1200多次，其印制难度可想而知。

         1982年，同属西汉初期的广州南越王墓发现了二块金属制的凸纹印花版，一块呈菱形，较大，纹样为火焰纹（或称博山形纹）；另一块较小的纹样版呈“人”字形纹。其与金银色火焰纹印花纱的纹样特点几乎同出一辙。因而确认其为凸纹版印花。金银色火焰纹印花纱是迄今所见最早的三版套印丝织品，为研究我国古代印花技术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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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花敷彩纱——迄今所见最早的印花与彩绘相结合的丝织品

西汉（公元前206—公元25年）早期

         幅宽44厘米、长54厘米  

         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

         印花敷彩纱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最早的印花与彩绘相结合的丝织品。它是用印花和彩绘相结合的方法，在轻薄的平纹组织丝织物方孔纱上进行印染加工而成。墓内出土的绵袍，有三件以印花敷彩纱作为面料。这是当时贵族妇女一种华丽的时装用料。

         印花敷彩的色彩约有5种，其中保存较好的为朱红、粉白和墨三色。图案为藤本科植物的变形纹样，由枝蔓、蓓蕾、花穗和叶组成，外廓略作菱形。单位面积较小，长4厘米，宽2.4厘米，四方连续，错综排列，通幅共有22个图案单位。枝蔓部分线条婉转，交叉处有明显的断纹现象，属于印制。描绘的蓓蕾、花穗和叶则具有笔触的特征。根据对图案的分解和模拟试验，印枝蔓部分时，将四个单位并成一版，即并成一个长8厘米、宽4.4厘米的大菱形，按幅宽48厘米计算，每米800多个图案单位，需印200余次。在织物上印好枝蔓后，还需要进行描绘。描绘的工序大体可分六道：（1）用朱红色绘出花穗，（2）用重墨点出花穗的子房，（3）绘浅银灰色的叶、蓓蕾和纹点，（4）绘暖灰色调的叶和蓓蕾苞片，（5）绘冷灰色调的叶，（6）用粉白勾绘、加点。据分析，为了便于加工，在印花之前，先将织物练染理平，并作好定位记号。所以印花时渗透性好，线条又比较润泽，图案单位间也没有相互叠压和疏密不均的现象。这种印花敷彩纱无疑是我国古代人们在涂料印染方面的杰作，具有很高的工艺水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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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色对鸟菱纹绮——汉代纺织工艺的新品种


西汉（公元前206—公元25年）早期

         长64厘米、幅宽51厘米

         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

         对鸟菱纹绮是平纹地起斜纹或浮长花的素色提花丝织品，其经纬密度每平方厘米100×46根，是汉代纺织工艺的新品种。图案由细线条雷纹组成的四方连续菱纹，再在菱形花纹框内嵌着植物花草和鸟纹。每组三层，分别为对鸟和两种不同的菱花。全幅六组，每个菱纹长6.2厘米，宽4.8厘米。一个花纹循环单位宽5.18厘米，宽6.2厘米，一花经线数约518根。织造技术相当复杂，专家研究推测，当时应有提花束综装置的织机才能达到织造要求。图案中几何纹、植物纹和动物纹相互交替分布。对鸟飞翔在朵朵云气之中，瑞草花卉枝叶蔓生，菱形耳杯纹连续紧扣。线条配置匀称，画面生动活泼。一号墓出土三幅绮，其中一幅为对鸟菱纹绮。另出土的香囊、枕巾、竽律袋以及辛追遗体包裹外层，都用绮缝制。

         绮的名称出现较早，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《招魂》中有“纂组绮绣”的诗句，《战国策》中更有“曳绮縠（hú）”等记载，其注皆与《说文》相同：“绮，文缯（zēng ）也。”文缯（zēng ）即是有花纹的平素类织物。楚国文学家宋玉在《神女赋》中曾用“罗纨（wán）绮缋（huì）盛文章”的诗句赞美绮、罗等丝织品，可以想象古代的罗、绮是何等的精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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