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技”的美术教育具有实用性和物质性的特征,主要沉落于社会中属于匠的一类人。与“艺”的美术教育独倚绘画不同,其范围更为广泛。据我国现存最早的工艺书籍《考工记》(公元前221年前)载述,品类竟达30余种,分属攻木之工(轮、舆、弓、庐、匠、车、梓),攻金之工(筑、冶、凫段、挑),攻皮之工(函、鲍、韦、裘),设色之工(画、绩、钟、筐、慌),刮摩之工(玉、榔、雕、矢、磬)和埴之工(陶、砖)6大类。可见,“技”的美术教育几乎画、塑、铸、剪、刻、雕、漆、烫、磨、贴无不包,技艺特色浓郁。 - h: @' Z5 E+ w8 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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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技”的美术教育基本上是以严格的师徒传授制来完成的,呈严密的封闭状态。由《考工记》中,我们可见此类工艺传授之大概:“知者创物,巧者述之,守之世。”我国当代著名工艺美术理论家、教育家张道一先生对此的解释是:“有智慧的人创造器物,工巧的人遵循制作的方法,加以承传。父亲传给儿子,终世保持一种技艺。” ! d+ J* _' t5 B; K' e6 O6 i2 x1 S; W% @; |& J3 Q+ [8 M" Q
这种师徒相传,父子相承的教学方式,利弊相衡,得失互抵。一方面,它有助于某种技艺向精深圆熟发展,另一方面又容易形成封闭保守,拒斥新意的机制,甚至导致某一技艺的失传消泯。7 s8 Q$ z& m. u$ |% E. h
k% O A6 F( Y0 d 当然,在中国历史上少数极开明的社会中,也有以官办形式进行工艺教育的。唐代就曾开办过类似于工艺专利学校的教学机构,附设于专管手工业制造的少府监,聘用社会上技艺超群的师傅教授学徒。训练时间则因各种技艺的难易程度而异,如精细雕刻镂花学期为4年,制造车轿、乐器学期为3年,制作大刀长矛学期为2年,制箭、竹工、漆工、屈柳学期各为1年,做礼帽头巾学期为9个月。学徒在制造的器物上须刻上姓名,以备考核。! p' e( p' l- X/ l" [% 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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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历史大的方面看,这类“百工”之事是不曾受到真正重视的。虽然<考工记)中曾指出:“百工之事,皆圣人之作也”,但事实上属于匠的那一类人的地位是十分卑下的,不仅得不到官方的青睐,还受到一些所谓有士气的画家和文人的鄙夷。张彦远就认为工匠之画,画格不高,“自古善画者,莫匪衣冠贵胄,逸人高士,振妙一时,传芳千祀,非闾阎鄙贱之所能为也”。郭若虚也持同样的观点:“窃观自古奇迹,多是轩冕才贤,岩穴上士,依仁游艺,探赜钩深,高雅之情,一寄于画。”其他如苏轼等人,也都曾流露过这类偏见。相反,属“艺”的那一类画家却因具有某种学术层次,受到官方的垂青和文人墨客的推崇。早在公元220年三国时期的画家曹不兴就已留名青史,晋代画家顾恺之则因提出了“以形写神”和“迁想妙得”的“传神论”,更是名播遐迩,与此形成对照的是,中国许多才华横溢的艺匠,纵然创造了精妙绝伦,价值恒久的艺术珍品,也只能落个寂寂无闻的佚名者。我们可以看到,以官方和文人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美术教育是倚重怡情悦性,陶冶情操的。 7 F( g. ] r: C f: f- P% f! s4 U: o/ S5 `3 E1 u9 a
在中国,纯精神意义的美术之所以受重视,自然有其深厚的文化基础。中国文化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,比较重视个体内心世界的修炼,以求通过个体身心的平衡和稳定,达到人与人、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平衡,而对物质世界则较少进行分析性的研究和探索。 1 ^4 v3 N( H/ o4 {5 W 尽管如此,“技”的美术教育仍然是中国传统美术教育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,包含着一些值得借鉴的东西。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利用口诀进行传授的教学方法。口诀往往言简意赅,要领突出,既利于学习,又便于记忆。托名荆浩的《画论》就被认为是民间画工经验的总结。其中关于画人物的口诀有“将无项,女无肩”;关于色彩配置的有“红间黄,秋叶坠。红间绿,花簇簇。青间紫,不如死。粉笼黄,胜增光”;关于人体比例和面部神情的有“坐看五,立量七”和“若要笑,眉弯嘴翘。若要哭,眉锁额蹙”;等等。像这类画诀、塑诀在民间并不鲜见,它们工整齐对,朗朗上口,不失为技法传授的有效方式。